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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分為四輯。第一輯「白色書簡」：作者以書信體方式，訴說寄情，抒發大時代下對自身環境與時局的雜感。第二輯「文史書評」：爬梳國內外經典文史書籍，撰寫個人心得及體悟。第三輯「西藏書簡」：作者對於西藏，尤其藏族作家等作品之隨筆想法。最後一部分「安坑雜感」：收錄作者近年發表之隨筆手記。

　　長年從事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工作的藍博州，在主觀的感情上，對於左派的歷史人物有著階級上的認同感。然而，隨著閱歷的增廣與思想的提高，作者也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一種歷史的現實：那就是，擺在歷史的長河來看，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許會因為認識的不同而有「左派」、「右派」之分；但是，當時移事往，歷史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在嚴酷的政治壓力與利益誘惑下，「左派」可以轉向，「右派」更可以逢迎，沒有絕對的立場，只有追溯歷史的真相的使命。

　　五O年代的台灣歷史，因為政治禁忌而籠罩在重重迷霧中，藍博洲用大半輩子的時間，採訪、探索關於二二八事件與五O白色恐怖這段遺漏不全的歷史。在作者二十餘年台灣民眾史的採寫生涯中，越接近歷史，越是深刻對照正在發生的每件時事，諸如：政治時局詭譎的「兩國論」、與民眾生活相關的「九二一大地震」等……歷史往往成為「人類行為再製」，最佳的參閱與反思。透過與摯友的書信往返；閱讀文史書籍；以及走訪西藏與台灣文學前輩的故鄉，反覆爬梳史料與經典，一磚一瓦建構起那些被歷史遺漏的片段，更帶著深刻的反思與展望。

本書特色

　　長年從事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工作的作者藍博州，隨著閱歷的增廣與思想的提高，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一種歷史的現實：那就是，擺在歷史的長河來看，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許會因為認識的不同而有「左派」、「右派」之分；但是，當時移事往，歷史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在嚴酷的政治壓力與利益誘惑下，「左派」可以轉向，「右派」更可以逢迎，沒有絕對的立場，只有追溯歷史的真相的使命。尤其當時局一貫的以派系省籍作為彼此絕對的立場區分時，回顧歷史變成最重要的反思與課題。作者藍博洲自一九九九年，應《人間》總編陳映真先生之邀，著手研究調查二二八事件，自此便義無反顧走入台灣民眾史。

　　本書透過與摯友的書信往返；閱讀中外文史書籍、影像(如：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台灣左翼記事、《柏陽回憶錄》、《俄羅斯紀行》等……)；以及走訪西藏與台灣文學前輩的故鄉，反覆爬梳史料與經典，一磚一瓦建構起那些被歷史遺漏的片段，更帶著深刻的反思與展望。

　　書中，作者寫給摯友的信：「阿里，你說這是不是一種悲哀呢？曾經無所不談的你我，就像島上狹窄的知識圈一般，僅僅因為後來對台灣歷史認識的不同，竟然可以讓你我相交十年的友情生份起來……！由於心情始終無法平靜下來看書或寫稿，我於是走到屋外散步；我看到昨日還是青黃一片的稻田，已經在割稻機一個早上的操作之後光禿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的偏執，使得島上的人們（尤其是我們這種讀過幾本書的小知識份子）喪失了真誠對待的誠懇與勇氣！僅僅因為「左」與「右」或「統」與「獨」的立場分岐，就可以讓人們不經科學論辯而鬥得你死我活！你我的友情不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情緒下逐漸疏遠的嗎…」

　　知名導演侯孝賢曾這樣評價藍博洲的工作：「歷史就是要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大牛頭犬。凡記下的就存在，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作者簡介

藍博洲

　　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並任東華大學駐校作家，近作有《老紅帽》及《尋找祖國三千里》。

美濃‧笠山

那年，我才二十出頭。獨自在南橫公路徒步旅行三天之後，在高雄縣境的三民搭上客運公車，來到南方的客家小鎮美濃。在巴士站附近的麵攤吃了一碗粄條，然後朝笠山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隨意拍照這裡那裡未曾見過的菸樓景緻；終於在日午時分來到笠山腳下的那個「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的故居。

我不是時下「追星族」；僅僅是為了向那位生前寂寞的作家致敬，於是就這樣慕名來到《笠山農場》的文學現場。同時見到小說家筆下美麗、健朗的客家女子平妹。

小說家的長公子鐵民先生溫暖地接待了我這個陌生的、穿著短褲背心、一身邋遢的文學青年。那天中午，在鍾理和生前用餐的四方桌上，我和鐵民先生一家共同享用了平妹女士烹煮的客家家常菜。

那天午餐的滋味，一直到現在還難以忘懷。美濃、笠山，於是也成為我文學地圖上重要的一站；只要有機會到美濃，一定會到笠山走走。

時隔出訪笠山六、七年後的一九八七年，因為採寫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和鳴）的生命史，我在陪同鍾校長遺孀蔣碧玉女士重返笠山時，更進一步地走入小說家鍾理和文字背後的歷史。

一九五七年，鍾理和曾經在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我學習寫作的過程〉中表白：「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就是鍾理和學習寫作的「最初的動機」，而他那童年的異母兄弟鍾和鳴的支持與鼓勵，跟她從事文藝工作則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索書的少年時候的三個好友還包括台北高校畢業及病逝的鍾九河與姑表兄弟邱連球；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鍾和鳴與邱連球又先後仆倒馬場町刑場。

這樣的歷史認識，使得我對鍾理和的文學有不同於一般「本土文學」論者的看法。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鍾理和的文學，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我又舉家南遷屏東，在荒廢多年的邱連球故居住了半年；在鍾理和文學所描寫的客家庄漫遊、呼吸。

因為時代的限制，小說家鍾理和終究沒能把他們四個少年好友的故事寫成小說；我希望自己日後能夠填補這個台灣文學的缺憾。因此，美濃、笠山一直都是我個人文學地圖中最重要的一站。